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孕育出它的反对者，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死文化。

                           ━━选自《微观社会主义》

    我说，自先秦以后，中国就没有哲学；自五四以后，中国就没有文学，周国平和王蒙，只能算是两个最后的拾荒者。特别是世纪老人冰心逝世之后，使得本以贫困的中国文坛，变得更加羸弱不堪。虽然间或有一批所谓的先锋、现代、后现代的作家冒出水面，但转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又有所谓的新体验、新写实和标榜另类的小说家横空出世，但热闹不过一阵子，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用我在《逃离家园》中评价张承志的话来说，就是“他不知道要从地上起飞”。

    从一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界的日益羸弱和贫困。如果说《平凡的世界》还值得一评的话，那到第四届所列的一些作品，都是些什么呀？我说过一句很偏激的话，就是“坐在轮椅上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现在的一些所谓的作家，大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那里伊伊呀呀几句，凭自个儿一身码汉字的本领，把本已空洞的文字在手中玩得呼啦啦的转。

    初看还觉得新鲜，看多了，就象当年读朦胧诗，腻了。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为什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什么造成了当今中国文学界的如此羸弱与贫困？

    我以为，是当今中国哲学的贫困造成了当今中国文学界乃至文艺界的贫困。也就是说，对当今中国文学界的贫困现状，哲学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先秦以后，中国就没有哲学，是说没有哲学的创新，而是由孔子一统天下。你可能要举程朱陆王等宋明理学来反驳我，但事实上，“即使马克思来到中国，他也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引自《逃离家园》），况且我们已经把孔子扭曲得象手中的泥巴，任意捏出不同的塑像，扯了大旗当虎皮盖。我说，中国不乏人道主义者，但中国缺乏人文精神；我这样说，是指近来的事。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来的文字狱就不少，从西汉东林党禁之锢到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夕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一直没有间断。但其间还是不断有好的作品问世。也就是说，前段时间张汝伦王晓明等一批学者所说的近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确有此事，而不象王蒙所说的那样，“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王蒙接着又说，“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工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我非常同意王蒙先生关于人文精神要“寻找”和“探讨”的说法，但事实上，“人文精神”，是复兴还是启蒙，我更倾向于复兴。因为就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它并不是一场关于中国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至多只能算是一场并不成功的启蒙运动，而且它的启蒙价值，还不如在它之前的百日维新运动。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从维新之后的史实来看，维新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几乎全都实行；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则是短暂辉煌之后的贫困。随便挑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往现在所谓的作家堆里一扔，都是鹤立鸡群，蚂蚁王国来了大象。

    所以，启蒙的失败，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查一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哪一个不是在国外喝了一肚子墨水回来的？事实上，在传统之外反传统，只能是把传统打变形。有人因此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归罪于鲁讯，我看这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本应是包容鲁讯的，但鲁讯的弟子胡风等都在文革中断了头，只能说明启蒙之后的传统文化变了形。有人说，如果鲁讯长命，他也活不过文革。斯言是矣！然而复兴则不同，复兴是以传统来反传统，也就是在传统之内反传统，则一定成功。回顾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当时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来逃脱黑暗中世纪对人性摧残和束缚的文化运动，反而开创了一代人文主义运动的先河，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直至当代。它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它以传统来反传统，先复兴，后启蒙。中国的文化与希腊文化有着相同的命运，无与伦比的先秦文化足以与古希腊文化比肩媲美，甚至过犹不及。所以，复兴中国先秦古典文化，以传统来反传统，是中国文学的必由之路。

    复兴首先是哲学的复兴。王蒙说，中国的人文精神，“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古典文化，不说是如日中天，至少是星光璀璨，各领风骚，除《诗经》、《楚辞》之外，基本上都是哲学作品，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篇都是人性的最高张扬，人文精神夺目灿烂。即便是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不断，《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对后世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怎么就能随便凭空说中国没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外来词，是一个符号，但不能凭此说中国就没有人文主义。就好象不能说“慧星”是个外来词，那我们中国人就在“慧星”这个词没有登陆之前就不知道有慧星。中国人发现慧星的时候，西方人连金木水火土星都不知道呢！

    由是看来，一种主义，一种精神，既然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在近代失落了，那我们就有复兴它的必要，而不是舍本逐末地去重新启蒙。因为启蒙，需在复兴之后，看它还有哪些不足，哪些盲点，然后才能启蒙它。而我以为，复兴应以哲学为先导。因为自先秦以后，中国的哲学，就只剩下了孔子一家，而且是被严重扭曲的一家。就象中世纪欧洲对神的扭曲，划清了人与神的界线，把神从人的身上分离出去。在中国，孔子得到了与中世纪的神的一样的命运。有人断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中国传统儒学将在西方“单向度的人”的社会中发扬光大；我以为，二十一世纪或许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但决不会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余秋雨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有可能再次复兴，迎来一个人才辈出的辉煌年代。我想，如果我们还继续拒绝面对哲学的贫困，我们的复兴之路则只能是痴人呓语。哲学的特点是其继承性和批判性，而我们复兴的工具就是批判性，在批判中继承，在批判中复兴。我所作的《过程三论》（见《阳光地带》熊平等专栏），就是一种个人的尝试。言多必失，但我们不能因其有所失而三缄其口。邓小平说，可怕的不是不同的声音，而是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