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印象是，不少作家善于笔下生花，却拙于言辞表达。而如今，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下笔是否枯涩乏味，而言论却精彩迭出，付诸文字的，自贾平凹与夏菲的对谈录《学着活》开始，继有陈染《不可言说》，刘恒的《乱弹集》，先锋小说作家代表之一潘军的《坦白——潘军访谈录》，连林白也忙中偷闲，搜集整理以往的谈话录。难怪一位评论家惊呼：原来作家的“说功”也这样了得！

　　其实，作家如此爱“谈话”，亦是必然。一般而言，谈话属双向交流，提问者会对作家有所启发，思想在交谈中互相碰撞，往往闪出火花，远比作家的自言自语 有深度；其次，与枯燥无味的文艺理论著作相比，谈话录更通俗易懂，贴近读者；再次，谈话的方式使作家有机会“坦白”自己，为读者和评论家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个人资料。三个因素者归一，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作家变得爱“谈话”了。

　　作家谈话录诚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却极易落入为谈而谈、泛泛而论的俗套。通过出版谈话录，作家既免受创作之苦，又可赚到大把钞票，而其中的一些，内容却流于肤浅，敏感话题更只是偶一提之，并不做更深解释。这种不痛不痒、絮絮叨叨的谈话，对于读者究竟有多少价值呢？

　　作家只有沉下去，静下去，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正如王小波所说，“作家属于沉默的行进者。”沉默者并非没有发言的机会和能力，而是专心生长他庞大的根系，成就他坚实的内在力量。而通过作品，他将说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