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已然成为历史，在新世纪到来的跫跫足音中，整个社会行业都无一例外地在思索自己的出路。盘点过去，设计将来已成为每一个体的自觉。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重要成分的文学创作及批评，面对商品经济的宏大场景，以及自身必不可免的种种改制，上述考虑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而必需，尤其是文学评论。

　　检索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发展中走过的几十年历程，可以看出它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衰弱的。这一时间恰好与文学创作的衰微相一致。但创作一度沉默后终于再次复苏，长篇热、散文热、各种“新”、“旧”为标志的文学创作派别粉墨登场。创作的回升与振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文学评论的一度衰弱竟至于一蹶不振一败涂地，至今仍无崛起之征象。多样化的文学时代所给予批评家的，有“抱玉握珠”的追求，也有“五色眩迷”的惶惑。缺乏定力的批评界或评论家都是可悲的。在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转化的喧嚣与骚动的时代，这样的每个人都要真实地面对太多诱惑的时代，文学评论也面临着浮躁的困扰。在这种很严酷而又无奈的现实面前，关键是评论家们是否还能保持着清醒的艺术追求和独立意识，是否还能保持对自己苦心经营的艺术天空的执着和操守。遗憾的是，批评界没能很好地把握机遇，反而一再地由小康坠入贫困，进入一种自说自话的时代，评论家们如游勇散兵一样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少量的精品湮没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当中，评论多年来已基本成为一块沉默不语的土地。想来令人心痛心寒。作为一名从事评论十余年的作者，我有一种一步三回头离开这个家庭的被迫辞工的佣人的感觉，但仔细想来这种依依惜别又有些迂阔。其实，文学评论败得必然。

　　其一，所谓“纯”其实害了评论本身。现代文化的多元状态，逼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很多评论者以为，用纯理论评论可以提高作品品位，这恰恰暴露出评论及评论者的功利心和一步到位的急躁。其实，纯评论只关注纯文学及其众多相关现象，而对这以外的大量贴近百姓生活的“非文学”作品一律视为下里巴人不入流，不作推动和引导，评论的长足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使评论出现了与创作相比的严重滞后现象，它反而影响、阻碍了创作的发展。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的矜持状和“唯我独尊”、“天降大任”的怪胎心理伤害了作家和读者。

　　其二，败在“圈”上。商品社会使古已有之的“人以类聚”的人际关系更加具体化和更具深刻性。作家圈、评论圈已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领域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古训之变种，使得严肃人文精神全面崩溃。这种文学病灶，已对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极大的戕害。很多评论家划地为牢，自为体系，形成门派，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一窝蜂、一边倒，哪怕说错话说假话也惊人地相似：评论界有限的几本刊物也因“纯”而“圈”得可怕，不仅其主要作者是圈定的，而且连话题也是事先圈好的，别的评论者以及大量读者只好在线外看“马戏”表演。无怪乎就连写评论的人自己也不看这些杂志，更别说他人。订数寥寥，刊物危机，实乃无奈，也是活该。因这“圈”字，使得有限的几部作品名噪一时，转眼就被抛弃；不少作家靠圈内人士的努力，德性得不行，一会儿就沦为“通讯”员。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学评论若再这样“圈”下去，它会更脆弱，更抵挡不住市场的挑战。雍容大度，扬长避短，方可保持亢奋的生命力。

　　其三，“拜友”之弊，妨害有加。翻开刊物，很多评论均为友朋之作，这些作品相当多的是印象式文字，人情往来，互相吹捧，无长可扬或指鹿为马，盛行于今。真正的批评功能没有得到发挥，或来不及发挥。不为名人名所困，不为熟人情所碍，更不能把文学批评降低到市场策划的水平。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使评论有益于作家，有益于社会，也才能使评论真正参与文学史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