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单位今年热天防暑降温就发了一箱冰红茶，老抠呃（上海方言：吝啬）。捺（你们）发了啥？三张（三张一百块）啊？咯（那么）捺头头属于大方哦。”这样的内容，在上海的任何场所都算是最最寻常的谈资。如果你不是上海人却能听懂上海话，你必定会觉得这边市民的谈话要比你家乡的人来得更“市民” 。

　　的确是这样。公共汽车上，妇女们经常大声讨论与婆婆的关系；出租车里，身旁的司机总是在埋怨“天气轧热生意还是不灵”；而办公室里的同事则除了股票就爱谈小孩升学或者电视机降价时是否该为厨房单独买一台等等。作为一个土生上海人，我无意识地接收着这一切零零碎碎的有关个体的谈吐，也并不感到特别反感，直到有天读了一则短文。

　　因为写《格调》而知名的保罗·福塞尔又出版了一本《恶俗》，以他一支犀利小刀笔把世间许多为人熟识的东西打入恶俗之流。我读的那篇介绍短文选了书中提到的１２样恶俗，其中最为弹眼落睛的，至少于我而言，是关于“恶俗的对话”的定义：很少触及与自己无关的事物，无休止地念叨着的无非是个人的欲望和妄想。

　　第一秒我羞愧难当，想到自己素日里的多数谈话也没有跳出个人范畴多远；第二秒突然想到北京人，他们在这个方面口碑绝对不差，“侃爷”就是证明，而 “侃爷”的主要功夫就是用颇具见地的言语谈论那些毫不关己和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政治、天气、经济大潮、风土人情之类。相信以福先生的眼光看起来，北京人的对话大概算是比较脱离了恶俗的。

　　但当我忍不住想研讨脱离了恶俗的对话于人又有什么好处时，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上海式恶俗对话实在太深，有点病入膏肓的意思了。可是依然觉得委屈，甚至倔强地产生了“永远谈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是恶俗对话”的反抗性念头。某样事物与你无关，可是你关心它，谈论它。假如你以后会参与或改变，那么它就变成与你有关的事物；假如你永远不参与或改变，那么你的说话的全部意义只在于你个人的一小部分热能被释放而已。

　　最近采访过一个搞设计的上海女孩，她的专业就是工业设计。跟孕妇聊天，发现她们都爱拉床被子垫在身后，于是她设计出靠背能依据弹簧的弹性形变呈现不同角度的“孕妇沙发”；小孩子跟她说害怕打针，她就设计了彩色卡通蜗牛的注射坐椅，让孩子放松心情不再恐惧；在汽配街上走路，她发现冰冷的工业零件有着漂亮的形式感，后来产生了以零配件为主体的首饰系列……工业设计，本来多么广大的概念，可以空口白牙吹上几天几夜了。但这个女孩子，听听别人讲的 “有关自己的事物”，居然就把“人性化”给掌握了，甚至把零件也给“人性化 ”了。

　　一天到晚我我我，即便不说恶俗也令人厌倦。不妨稍微地把关注范围由自身推广开一点点，为周边的人和环境多考虑些多做些，我们就能麻雀变凤凰，恶俗变高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