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期刊杂志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从中窥到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人们的生活情态，所遭所遇，所思所想，种种具象离奇，使你意识到注意到别人的生活存在。但另一方面，是你同时遭遇到隐蔽在背后的编辑者的武断——他给看什么不给你看什么。就有限的观察而言，在当前市场上的众多杂志当中，相当突出地流行着几种倾向，循环往复着若干套路。略作比较就不难看出，甚至它们取材的方向、框架，都似乎是约定俗成不约而同的，这就有些发人深思，不是简单的现象。

    媚俗

    “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少在变化中的当前，它比较模糊，又在在可见。走通俗路子的中国期刊人心目中的“俗”概念，我不便妄论，但总逃不开大众心理、大众趣味、大众阅读需要等等。雅士少俗众多，大众是最大的购买群，取悦于他们被理解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刊的必由之路。大众意识、大众观点，是中国进步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是知识分子良知的着眼点，不仅正确而且有益。毛病出在“媚”字上。

    大众并不全俗。大众是一个综合体，存在着高中低等差。主办者处心积虑所要寻找的往往不是大众每天面对的基本社会矛盾，他们的生存斗争，迫在眉睫的困扰，提升与解放之路，而是挖空心思百般挖掘民众中有待改进的那些东西，诸如低级趣味，邪狎之想，潜在罪念之类，做文章做卖点。他们强调通俗性、可读性，却往往将事实上存在着不同欣赏层次的大众读者群，误看成只有低档的一种，或者将低欣赏层次误当成大众的全部，结果将视线投得过低。我们单单看他们印在封面上的煽惑性的无法恭维的内文标题，他们心中的读者定位，媚俗的意图，便一目了然了。

    这种貌似大众化实则低级偏狭的倾向思路，既辱没了亲爱的读者，也糟蹋了可爱的编者。一个愿意办好而不愿意办坏的刊物一旦扭曲了自己，再想在读者中重塑形象，重新升位，可就难乎其难。

    媚富

    举一组例子来具体说明。

    有读者大概还记得，在某印制豪华以城市白领阶层为对象的期刊上，曾配文刊登一组高清晰度的彩色照片。图片内容全部是某暴富者私宅内部结构、陈设的镜头。什么宴会厅、第二餐厅，带天井的小客厅，什么主客厅、第三客厅、第二卧室梳妆台，什么主卧室、蓝色会客厅、第二第三第四卧室，什么灯具餐具坐便器，一一摄入，隆重登出。长达六面的华丽图片及配文的画外音像，是编、作者垂涎百丈的艳羡的赞叹，是膝头发软的跪拜。

    时隔不久，得悉一家老牌文学期刊叩开同一位富人的宅门，主动提供写作服务，由该刊一位副主编领衔捉刀，讴歌此人早期的一段爱情佳话。转过身来那位富豪却跟别人嘲笑几位作家呆子：“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现在女人多得数不过来，一星期一换，哪里有什么纯情？那些人非要写我这个，太可笑了。”

    又时隔不久，就是在这一家以纯文学正宗自居的刊物上，登出由某名作家执笔的吹捧某企业家的纪实文学。文中将一个集体企业法人，在股份制的改造中串通地方官员，攫取到51％的企业股份的掠夺勾当，当成好事正面铺排，却对职工劳动血汗的被侵夺，官商之间的幕后交易，只字不提（在无意中透露了出来）。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收了银子为虎作伥？这纯文学真是纯度不低，纯得山高水长。

    文学可以不做，但绝不可以下作。并且不言自明，这早就不是什么道德立场的事，而是制度理念、价值判断的传达，现实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投射。一懂事张眼就撞上现实存在的“新生代”、“晚生代”，正是在这喋喋不休的氛围的烘烤下，形成了世界观价值观。剩余价值理论的价值判断立场被抽掉了，它揭示的经济事实，受到狂热而强横的肯定。

    媚自我

    媚自我的文字散见于社会名流、影视歌星的自感良好的自道文章。

    在张扬个性的时代多谈自我，本是时代风气使然，为喧哗世界寂寞人生平添许多亮斑，具象感性的活气。但自我主义至于极端而堕入自媚，却就流入邪僻了。常见的有，女的一概都是冰雪聪明，甜腻娇嗲不乏个性，风流超常不俗；男的多是坎坷加幸运，能干加风流，阳刚兑温柔，忆苦不思甜。都嘴上说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心里头却绝对的只拿自己当回事儿，风吹草动的都想让媒体报道出去，举手投足都认为是历史定格。

    近年的风气好像又在宠幸文化痞子的歪姿倒影。举例如：“我现在胖了，其实我高兴，从前上公共汽车都不敢抓上面的扛子，人人胳膊都比我粗，只好站着干晃，现在胳膊粗了也没机会上公共汽车了，挺没劲的。”——他的意思是想告诉读者他有私家车了，不跟你们一样了。举例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很多，不是文化巨人也算文艺小将，不是庞然大款也还有车有床简称车床，没人请我也去了十余国，……”仍然是新爬上一个阶级后的沾沾自喜。

    这率真厚颜好像是真的又十分可疑。自恋，自恋到将自我当作一个对象化了的异化体粉饰，恭维无度以至于丧失了客观性分寸感，这就不正常了。而时下传媒在培育惯纵“不正常”上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就更不正常了。

    媚雅

    媚雅比媚俗存在一定的难度。媚俗似乎可以无师自通，做媚雅文章则真得动用一点书本儿才行。书底儿真厚的人不雅自雅。媚雅是半瓶子醋爱干的事儿。八十年代引进外国文学艺术哲学思潮，蔚为洪流，沾洋傍洋为雅，渐成一不成文的时尚。到了九十年代，学界重新重视中国古典文化，趋古、述古、发掘古典，又成为风气。媚雅者流不失时机趋时，一时间平地里冒出来数不清的国学里手，遂又造出一派真真假假的文化繁荣景象，解决了相当一批人的学位、晋升、职称问题。这景象就其积极面而言，至少说明着学界、写作界的思维视野的进一步拓展。然而事情的核心在于，梳耙甄别出如此巨量的文章制造运动，究竟提供了多少对于中国过去与现在的真理性认识？是有助于民族精神的清醒与升腾，还是引其流入平庸？

    期刊上常见的中国特色的媚雅现象之一，还有对所谓先锋、前卫的滥捧和趋媚。想来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几被视为规律的文学进化论的衍生物，又与西方文明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文化观紧密相联。

    在文学进化论的逻辑看来，当前写作的好与坏、新与旧、先进与落后，跟其是否归属现代、后现代、中国自造的什么“代”直接挂钩，甚至划着等号。由此造出了一股虚幻的并无充分根据的导向压力，似乎谁的写作不巴结不靠拢所谓“先锋”、“前卫”风格，谁就是陈旧的落后的不现代的，当然是不好的。但在实际上，文学进化论比之庸俗进化论更加地缺乏立论的根据，经不住追问。

    任何文学艺术的实验都是值得一试的，也是需要激励与支持的。但依据是否具有“先锋”“前卫”性或是否标榜“先锋”“前卫”，而划分高下好坏，就没有道理了。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成就，要高于二十世纪的文学成就，无论就作家的个人才气和创造力来看，一般地说，十九世纪要更胜二十世纪一筹或不止一筹（十九世纪音乐与二十世纪音乐比较，更是天壤之别）。而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并不比它的前辈现代主义文学更具震撼力。再举例说，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作家，在创构宏篇巨制，经营大型人物画廊，驰骋瑰奇想象，塑造经典形象上的功夫，就比不过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五大名著的作者。而所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现代小说写作上通脱无忌，挥洒自由。文学进行论者又如何解释这些文学史上的事实呢？你的那个判断标准又如何能讲得通呢？

    值得一问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所谓“先锋”“前卫”，可否为中国人关于自身当下、现实现世的观照、理解，做出了什么堪称骄傲的贡献呢？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几乎是一哄而上的泛性主义的简单图解，不厌其详的暴力快感渲染，闪避现实遁向过去的退行式呻唤，不约而同地使叙事避重就轻，远离具体错综的社会矛盾运动，使小说叙事变得程式化、套曲化、流行歌曲化，变得简单易学，在口口声声梦想写出史诗的时代，背离着诗史的方向。

    我们都知道发生在近现代西方的几次重要的文学艺术运动，都极紧密地嵌入到当时社会思潮的肌理中，成为每一次的思潮及至社会运动的一翼。但在时下中国，类似的联系却十分的薄弱或者牵强，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是这样：思想穿不到文学的衣裳，只能单独地以思想本身的形式出现——打了折扣的。因此思想看不起文学，思想也自嘲地不怎么看得起自己。

    白领期刊与白领化倾向

    中国白领期刊的诞生，是中国白领阶层壮大的伴生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界分化组合后的一个结果。随着最初看好这一市场的刊物的成功赢利，仿效者蜂起。其中成为正牌白领期刊的是少数，多数则就此染上或浓或淡的白领化倾向。

    白领化期刊的共同特征是包装大于内容，印制豪华高档，图片量大，色彩夸张鲜艳，广告铺天盖地，内文多谈既成富豪，成功人士（成为资产者或成为中产阶级名人的人）、白领升迁、下属与上司、男人与女人、办公室交际术（包括所谓人际关系谋略）、时尚休闲、吃喝玩睡、家居装饰、汽车游艇、美容化妆等。保罗·福赛尔说：“中产阶级只热衷于读非意识形态性的期刊。”在中国白领期刊或白领化倾向浓厚的刊物那里，社会问题，人间疾苦，一切可能带来沉重思考的内容，是坚决被排出在外的。

    我们目前在中国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着中产阶层中相当的部分和平民阶层中一部分。他们和蓝领工人一起构成了雇佣劳动大军的主体。不同之处是他们从事的是非体力劳动，工作场所通常在生产线和车间以外。他们是资本——利润链条上的必要和重要环节，却又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他们的经济收入普遍高于蓝领阶层，又因供职于国企和外企而不同。习惯上的划分，又将他们区分为高级白领和中、低级白领。

    翻阅过中国白领期刊的读者，都应该对充斥其中的大量图片留有印象。那些彩图差不多有六七成到七八成，是发达国家的人像、汽车、游艇、各类生活场景的摄影。如果再将中文字换成外文印刷体，则将它们掺入外国期刊就没有分别。它使人联想到近年来流行的一个熟套概念：后殖民文化。

    其趋向似乎正是这样：在表达对本土富人阶层的追慕情结之外，更表达对第一世界强国的富人阶级生活格调的渴慕。梁晓声说中国的中产者阶层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殊不知正有专门化的白领杂志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此阶层营建阶级意识的责任，当然还兼管着为其造梦。

    话题：要真理不要扯淡

    2月24日《文摘报》第5版，在“‘话题’狂热给文坛带来了什么？”的总题之下，集中摘载了三篇相关短文，其文题分别为：《集体喧哗与个人声音》、《媒体新型快餐——“话题”》、《文学作品成了鸡肋》。第三篇短文告诉我们：“近年文学报刊表现出对‘话题’的发掘和设计的狂热，如为读者喜爱的《上海文学》、《作家》，将成倍超出以往的篇幅让给评论、随笔性质的文章……更有甚者，《黄河》与《小说家》一改往年文学作品占绝大比重的格局，将反思性的文章几乎占满了这两本大型期刊的页数，文学作品成了鸡肋。”

    给人的印象是，直接承载观点的文体已经走上了前台。

    我猜想，是不是由于目前中国文学的浅薄嘁嘁不休言不及义，而到底贡献不出读者和思想界期待的东西，而不得不撇开它，由思想直接出来发言呢？但愿是这样。

    说起来，也该轮到议论文章火一把了。

    写议论文章讲的是一个肌理风骨，真理性真识见，道德勇气。陈独秀、鲁迅的议论文是一条路，林语堂、梁实秋的议论文又是一条路。议论性的大评小评。写成了不咸不淡不疼不痒小思小绪避重就轻高不成低不就的时尚文，也就成了变相的制幻剂，流行意识形态的一翼。

    我们当不会忘记，中国文章史上既有清淡的传统又有扯淡的传统吧。我们更应该记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就有昌盛达百年之久的以优悠讲学，议论时政为要务的东方学术中心——稷下学术的传统。在最近处更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

    为了卖出的招徕

    一刊独占天下，发遍天涯海角的事，早已是昨日黄花，特定时期的奇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似的缅怀之谈。90年代中期，我走进过新闻出版署期刊司的期刊室。在那间不大的房间里，放着国内七千多家杂志社送审的新刊。架上塞不下就堆在地上，高及人腰，下不去脚。如若不是随进随清理，再有一百间这样的屋子也盛放不下。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爆炸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情势下，文化载体包括期刊在内的商品属性，赤裸夸张地凸显出来。招徕，便成了刊物基本生存技能之一。主办者们的声声吆喝，无例外地都从满街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上吼出来。招徕的道具又几乎都是些换汤不换药的靓女、甜女、风骚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杂志像比萨饼一改从前皮上不露馅的传统，开始将内文标题印在封面上。这些“重头”文章的标题，起得惟恐不直露，惟恐不张扬，惟恐不煽惑。常见的常套子，一曰焦点，二曰名人效应，三曰情爱情殇情仇，四曰暴力恶性案件，五曰隐私内幕揭秘等等。到处都在发出时代的声音，到处却都不是。

    这些为了卖出的招徕，一如公司、商场、摊店的所谓营销，目的是拿自己的商品，从他人手中购买回货币，以投入再制作再流通。

    读出一份清醒

    信息爆炸和人生苦短这一对矛盾，决定了现代人必须学会合理地取舍，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上是这样，在选择读什么不读什么上，也是这样。当今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公共传媒，包括期刊杂志，当然少不了德里达所揭示的那种“栅格”、“过滤器”的性质，但同时我们还得承认它是一面镜子。不一定是世界真相的镜子，却至少是流行社会意识形态或“形态意识”的映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