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画家朋友，送给我一本小而厚的、有关历史上的女艺术家留存下来的作品的画册。我当场翻阅起来，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边看，一边说：这就是几千年来女艺术家的精华了，总的来说，大都属于二流。但一时我也找不着例子和理由来反驳他。

　　不久，另一位明显的男权主义画家，在一次交谈中，在谈到中国女艺术家时，不讳言他对大部分女性艺术的不屑，他认为女性从事艺术，总是将它作为消愁遣恨的工具，视情绪的变化而创作，不具有专业精神。从自省检讨的角度，我觉得他的话透穿了女性艺术脆弱窄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几千年来女性艺术弱势的主要原因。

　　时隔几年，当我再度以审视的目光来检看当代女性艺术时，我发现，令人乐观的场面已经出现，性别已不再决定作品是否伟大的理由。女性意识的阴性在习惯认知上不能作为伟大的观念，也在两性之中慢慢解体，涉足于当代艺术史主流的女艺术家已逐渐跻身大师之列。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杜尚，杜尚用一个尿壶就改变了艺术的命运。可以这么说，杜尚以一种自由的生命状态颠覆了西方艺术的全部基础，他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姿态和准则放到艺术中，真就是解放了全人类，也解放了他自己。对于女性艺术而言，他所带来的启迪就是：解放千百年来对女性艺术的束缚和已有的偏见。而当艺术一旦进入生活的范畴，女人们就开始证明她们才是生活的高手，或者说，女人们与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事实上，大师的概念基于一个传统的定义：古往今来，伟大的含义即意味着必须表现出所处时代的外部力量和时代精神，它在外观上则要求一种宏观的气势。而女艺术家注重诠释内心和个人经验，她们阴性而婉转的表现方式，就被定义为视野狭隘的闺房气质。

　　说到底，伟大的标准已被拟定，而且作为文化惯性，多年来已被当作约定俗成的准则而接受。因此，在这一固有的权力空间之外的女性艺术，也就是天经地义被置于之外了。

　　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艺术由反抗男权美学体制到要求建立文化新意义，如今已开始建立新的女性主义艺术观。女艺术家已不满足仅仅简单地确认身份，或只强调两性差异，而是从空间发展的角度，要求创立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伟大。

　　当男权遇到女权，当杜尚与新女权主义者相撞，杜尚说：艺术是自由的，而女艺术家则说：自由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们在某一个点上不谋而合，从这一个点上，弥漫开了一种震撼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改写了艺术史，而且改写了艺术的本质。它导致了艺术的一片空白，在这一片空白之中，男性艺术家还挣扎于信念和历史的失落，试图抓一把旧时代的风揣进兜里，而女艺术家则一身轻松地抖擞前进，去开拓一部经过重新定义的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