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70年代出生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目前出现了一种变了味儿的“文革思潮”，主要表现为在言论场合肯定“十年文革”有其“积极的一面”，所谓“人人有工作，没有腐败，没有社会丑恶现象，外交强硬，经济科技发展迅速”，云云。他们对目前上辈所传的众多的“文革浩劫”故事，通常认为基本是夸张的、胡编乱造的，是为了否定“文革”而捏造的“丑恶童话”。

    另有一些在90年代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学者则拿起“文革石块”，砸向他们眼中的“权威人士”，以期达到快速窜红，取而代之的目标。

    先说后一种人，其代表人物是指余秋雨为“文革余孽”的余杰后生。余秋雨先生的艺术成就如何，公众形象善否，自有圈内圈外人随意评说。但指他为“文革余孽”就成了他的“个人政治问题”，因为他太有名，是著名文化人，问题就随之扩大到了文化界的政治倾向问题。上海新闻界最近花了很大的力气，翻了很多“文革”档案，走访了许多还活着的当事人，终于拿到了一系列人证、物证，搞清楚了余秋雨的“文革年表”，断定余秋雨决非“文革余孽”。

    在分析余杰的作为时，调查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一代晚生代青年知识分子，对“文革”已相当陌生，不仅没有感性认识，连一些当时特定词汇的内涵也弄错了。比如，认为进过“写作组”，就一定是“左凶”、“文痞”；在当时的出版物上发过大块文章的，一定是“爪牙”、“‘四人帮’笔杆子”；要是在当时还有一官半职，那就是“造反派”无疑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当时还当过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呢。论及余秋雨，当时则什么官也不是，除了教材什么也没写，结果还闹了个“文革余孽”的名声。

    反观用自己不熟悉的“文革石块”砸人的余杰，倒沾染了点“文革风气”。帽子、棍子都有影子。但也不必太指责他，因为他终究还是不知情。他对文革不知情，他的老师有责任。对于这场中国当代空前的综合性大灾难，老师有必要让学生，尤其是青年学者，了解得更清楚和透彻一点。

    但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乎有个“没搞清‘文革’历史”的余杰，而是还有一部分心智完全成长于“文革”后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盲目地颂扬甚至“崇拜”起“文革”来。尤其在大学校园和网络的BBS 上，他们能够很真诚地认为“‘文革’也不错嘛，比今天好。”很滑稽的是，晚生代的“文革”爱好者，叫着很酷的新新人类昵名，在言论尺度宽松的环境里，却为“文革”式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唱起了赞歌。

    这些颂扬甚至崇拜“文革”的晚生代青年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关于“文革”的知识都来自于文字材料和口传。其中又有3种情况——

    其一种，有正义感，反对腐败，呼唤民主，痛恨官僚主义，怀有极其强烈的希望民族强大的理想主义情绪。同时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情结。由于缺乏人文科学的系统知识和严谨研究，他们苦于找不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向，转而向“文革”求“药方”。他们曲解了“文革”式的那种大民主，和所谓“激情年代”的青年价值，认为“文革”方式可以解决今天改革开放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问题和弊端；同时也混乱并矛盾地认为“文革”式的专制和集权，可以令中国强大。

    其二种，来自相对不发达地区，出身贫寒，或家庭经济背景系负利益的群体（如下岗失业职工家庭，贫困地区家庭）。他们来到发达地区后，强烈地体验到中国社会利益不均等的一面，也可能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属于相对弱势者。同样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他们向历史简单地求答案，看到了一些“文革”口号，不究其里，便“追求”起来。他们还会得到比他们长一辈或几辈，但同样处境的群体的呼应。这种呼应更使他们认定“文革”终有百错，也有一利，这一利恰恰是解渴的，那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其三种，来自于真正的“文革余孽”家庭，或社会关系中有“文革”得势，现在彻底失势者。如果不能理性判断来自上一代人的评判，加上其他因素的促进，也容易拾起“文革”破旗摇晃起来。

    十年动乱的恶果遗患百年不止，在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了。80年代后期，鉴于当时一心一意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大家都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从而提出了“一切向前看”的口号，在从根本上理论上和人事上否定“文革”的同时，相对淡化了对“文革”的细节批判和回望。但时光流逝，新的一代正在成长，并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由于晚生代对文革的陌生，如果他们因无知而重拾“文革”牙慧，进而以“文革武器”来评判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民主法制建设，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极其有害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从来没有放过“二战”，没有放过对法西斯的谴责。半个多世纪来，关于“二战”的文艺作品无以计数，并仍在源源不断出笼。我们也从没有放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谴责，一直在建纪念馆、出书出电影。对于“文革”呢？是不是也有必要常常敲敲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