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中94．6％的新生代作家认为学院文学研究对自己写作无任何影响。

 　　●学院批评一度是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先声。

 　　●花钱买版面而发论文，买书号出书，邀朋友写吹捧书评，这样的“学院式批评”有何价值？

　　“学院批评”在20世纪末的困窘和尴尬，从以下两件小事中可看出端倪：在1份引起很大争议的名为“断裂”的晚生代作家问卷调查中，94．6％的作家认为，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92．8％的作家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不能成立。这群作家出言不逊、个性化的答案中充满了对“学院批评”的不屑和蔑视：它“就像只苍蝇对我的影响一样”；它“属文学噪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研究的才能和品质”。“学院派”批评家在指责他们无知、浅薄的同时有必要反省自身的研究及形象。1999年，王朔的一篇“炮轰”金庸的随笔搅动文坛，一语中的，反衬出专业文学研究者无力应对鲜活的文学现实，而个别“畅销书拜物教教授”的取媚、迎合之论又显示了“学院派”价值取向的混乱和主体意识的迷失。

  　“学院批评”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现代文学的发轫是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密不可分的，身在大学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以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使命感向旧文学发难、宣战，写下了《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人的文学》，对新文学的诞生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之功。可以说那是一个先有“学院批评”而后有创作的时代，前者是后者的“催生剂”和“接产婆”。80年代初，当主流诗坛斥责朦胧诗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逆流”时，谢冕、孙绍振两学者宣告了新的诗群、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廓清了理论认识的迷雾，朦胧诗潮势不可挡。80年代，同样崛起了一批学院里的中青年批评家，他们以敏锐的学识，深厚的理论修养，苦痛的生命体验、灼热的理想主义激情、超俗的艺术颖悟力发而为文，与创作相互呼应，成了思想解放的“排头兵”。

　　90年代，批评由退场而缺席，文坛显见适应市场的庸俗社会学的策划、包装、炒作，鲜见独立的批评的声音。随着社会科层化，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学院里的文评家们在学术规范的幌子下，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了学院体制的寄生者，所谓学术研究许多都遵循这样的路数：申报课题，获得基金，搜集资料，编著成书，花钱买版面而发论文，买书号出书，邀几位圈子里的朋友写吹捧书评，成为评职称“学术影响”一栏的“贴金纸”；为评职称而写书，遂有专著不专的“注水书”，遂有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的怪现象；导师的陈旧学问传给学生、学生的学生，那学问就成了近亲繁殖的怪胎———有作家研究，就有述评、研究之研究，有各种版本大同小异的文学史，就有文学史编纂史，学术研究成了知识癌变，自产自销、自生自灭，在这水波不兴的学院池塘里，知识的淤泥越积越厚，散发出陈腐的气息。即便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纯学术看待，它的处境也是困窘的，缺乏创新的，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型能否成立？西方文论的话语移植能否成功？“失语”之说已久，欧美且不论，中国能诞生俄国形式主义那样的学派、巴赫金那样的跨学科大师吗？

　　也许有人说，“五四”时代、80年代，社会大转型，思想启蒙、文化热，“学院批评”得天时而成气候，但现在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社会同样是社会大转型，文学批评作为和大众文化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学科，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贫血”的纯学术，而应建立在对纷繁的现实文学现象的追究、探寻上，以深沉的生命体验、审美体验和强劲的主体意识、批判精神激浊扬清，建构新型文化，重铸人文精神。如果作家们都像余华、王朔、王安忆一样操练起批评来，自说自话，自斟自饮，批评家何须置喙，“学院批评”这碗饭也就吃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