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在人的不断创造中发展变化的。得天独厚的第五代人，眼前充满了令前代人艳羡的机会和选择：多元意识和宽容精神，应该成为第五代人的精神。

　　人创造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反过来又创造人。时代精神也就是一代人的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呢？

　　首先是世俗的精神。世俗是我们曾经鄙视的，我们曾诅咒过钱，我们曾诅咒过一切属于人的欲望。我们崇拜过的英雄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圣徒”，而今天，我们却赞美尘世的生活。我们赞美金钱和财富。我们崇拜世俗的英雄：大款和冒险家。他们白手起家的传奇成了当代人的圣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印在了青年人衣服背后最显眼的地方，像一面招牌，像一面旗帜，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我们堕落了吗？

　　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才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是虚幻的乌托邦还是平凡的世俗生活？对这个问题最有发权的不是诗人，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最普通、最占多数的平常百姓。安居乐业是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理想，他们对无休止的折腾早就厌烦了，他们不喜欢牺牲世俗的欢乐去换取一些空洞的理念，他们不需要别人为他们设计他们所不懂的远大理想。但他们并不像那些总想充当救世主角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愚昧无知，那样空虚无聊，他们自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他们自有自己的生活趣味，他们自有自己的人生信念，用不着别人的恩赐，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化传统很深的国家，回归世俗，回归常理，也是一种历史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深知，许多灾难、许多悲剧，正是在崇高理想的名义下上演的；通往奴役之路，有时正是从争取自由的良好愿望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时代的世俗精神又是对政治化传统的一种反叛。

　　世俗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它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世俗社会对那些怀有“救世情结”的人，无疑是该诅咒的，因为大家都活得有滋有味，没有人需要别人来拯救。这种世俗精神体现在，每个人都在自我实现的同时，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世俗精神并不排斥理想，但它崇尚的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虚幻理想，而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切实的理想，如陈景润作为一个科学家，破解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李素丽是一个乘务员，服务好旅客，赢得社会赞扬就是她的理想。谁能说他们的人生没有意义呢？

　　这种世俗精神在第五代人身上的表现是，这一代人不再热衷于拯救他人，不再像当年的红卫兵战士那样以狂热的激情指点江山，不再对社会保持对抗的姿态，他们更愿望以参与者的身份投身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他们不讳言对财富的向往，但他们更注重自我实现。他们不喜欢当指手划脚的裁判员，更喜欢在自己的事业跑道上追求卓越。他们人生的价值不在口头上，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实干之中。

　　但是，真理多跨出去一步就会成为谬误。世俗如果走向极点，就会变为庸俗。对实利的追求如果变为贪婪，就会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在世俗化社会的青年，仍然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要起到这种作用，青年就不能丧失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丧失敏锐地感知现实的能力，丧失青年文化特有的反叛性。当然，这种反叛的形式应该是建设性的，和乌托邦社会一味地破坏传统有本质的区别。

　　在第五代人身上，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和西方影响等多种因素正在削弱着青年文化特有的反叛性，使他们对现实的适应性大于批判性。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弊病，他们虽然不满，但也不敢大胆抗议，而是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在部分青年中，流行着“一无、二没、三拉倒”的口头禅。一无，就是无所谓；二没，就是干活没劲、玩也没劲；三拉倒就是一切都拉倒吧。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倾向，应该引起警惕。

　　世俗精神的另一种极端化的变异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是，如果把消费当做人生的全部，沉醉在对物欲的贪婪中，让商业的浪潮裹挟着自己、主宰着自己往前走，就会离美好的生活愈来愈远，就会失去青年文化应有的关注人类命运、追索永恒真理的超越性。

　　我们时代的另一种精神是理性精神。在传统社会，人们的行为模式是指定性行为，以世代相袭的行为规范为指导，生活简单、单调，靠经验就可以应付，人循人、子循父就可以了，留给个人思考判断的余地很少。而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变化万千、复杂多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企图靠老祖宗留下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去行动，就会处处碰壁。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是一种选择性行为，一切行动要以理智的思考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没有理性的思维，就会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难以作出适当的选择。

　　理性精神主要表现在积极的主体意识上。列宁说过，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自觉地了解一切、判断一切、决定一切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有力量的。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它在人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中建立了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系统，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由无数自由自主的人开拓的伟大事业。这样的现代社会就恰如一列每节车厢都装有马达的电气机车，比之只有一台机车牵引的火车来，无疑要优越得多。可以说，现代化的生机勃勃的活力的源泉就在这里。它的伟大的经济成就，它的伟大的科技成就以及它的那种能够对危机进行调整和克服的能力，如果离开了积极的、自由自主的人的存在，都是无法想象的。

　　理性精神在第五代人身上的体现是，这一代青年不盲目崇拜权威，不一味顺从长辈，不循规蹈矩，他们崇尚自主自立，相信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他们的长辈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现成的选择。他们每时每刻都面临多样的选择，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办，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来选择，这就驱使他们用自己的脑子作出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也容不得半点马虎，差一个小数点就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失，如果凭感觉凭经验，就会贻误大事。这种客观环境也必须要求青年人从小培育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中，每个人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不断开拓新的道路，不被社会所淘汰，而人的创造性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第五代人弘扬理性精神，强化主体意识。

　　但是，在我们这个市场社会，商业文化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如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往往忽视了生产者的利益，个人在谋求市场提供的最大利益的同时很容易成为物欲的奴隶。市场经济一方面能调动人的全部潜力，另一方面又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们的行动，使人们围着它转，从而失去真正的自由，抹杀个性的充分发展需求。商业文化所需要的只是工具理性，而要避免沦为商业文化的俘虏，我们还必须发展情感理性，用情感理性来制衡工具理性。第五代人欠缺的正是这种情感理性。

　　多元共存，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精神特质。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象。从经济上看，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纷然杂陈，争奇斗艳。从社会阶层来看，从过去的工农兵分化为企业家、公务员、白领、蓝领、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明星等众多的阶层，特别是产生了一批新兴的阶层，使我国社会生活显示出八仙过海的多色调、多层次面貌。从文化上看，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映成趣，还有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等多样的亚文化，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粤港文化、三晋文化等地方文化也各具特色。

　　从我们社会最表层的物质层面就可以看出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就以看电视为例，在７０年代，几乎只有中央电视台一个频道，后来，各省才陆续建立了电视台，以后，县、乡镇也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特别是卫星电视的发展和有线电视网的普及，使电视频道大增。今天我们打开电视，有几十个频道供我们选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节目。爱体育的可以看体育台的球赛，爱京戏的可以看文艺台，爱电影的可以选择电影频道，爱炒股的有经济台的股评节目。

　　当然，多样化的社会也带来了价值的混乱，引发了一些社会弊病，但是，总体来看，毕竟是得大于失。正如人类学家米德所言：“任何研究文明的人都必须意识到，我们为我们的多样化的变化迅速的文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面临很高的犯罪率，面临着青年的冲突和日益增多的神经病患者，并损失了艺术的发展所必需的传统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份价目表中，我们必然仔细地、而不是沮丧地计算我们的收益。主要收益之一必须列入选择的可能性，对许多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承认，而其他文明只承认一种生活方式。这些文明只能满足一种类型的人，人们要么是神秘主义者或士兵，要么是企业家或艺术家，而我们的文明所存在的多种标准则为许多秉性迥异、天赋不同和兴趣有别的人提供了进行令人满意的调整的可能性。”

　　多元化的社会给个人提供了多样选择的机会，从而造就了多样化的人生，这给个人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五光十色的人和社会，纷然杂陈的价值观念，必然带来多种多样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和谐共处，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挑战。无疑，只有树立一种多元共存的意识，树立一种宽容精神，我们才能在这个“地球村”生存下去。所以，多元意识和宽容精神，应该成为第五代人的精神。

　　时代精神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在人的不断创造中发展变化的。第五代人作为这个时代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一代，充满了让他们的前代人艳羡的机会和选择，他们不应该仅仅适应这个时代，而是也要改造这个时代以使其适应自己，并在这种适应和改造中不断创造弘扬这种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