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年代我们都能够看到王蒙的作品。最近，他为《收获》第四期杂志《四季收获》栏目创作的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小说语言、小说结构的轻松自如的驾驭能力与对社会变化的敏锐感受力。日前，笔者采访了他。

    廖：《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里有一个很富有创意的结构，就是用苏联歌曲来暗合一个时代，你这样构思还有其他特别的想法吗？

    王：苏联歌曲是这篇东西的一个契机，一个感情的集合点，也是一个线索，这与其说是出自结构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抒情上的考虑，我很追求小说的诗情，正像也追求抒情的反面———幽默直至调侃———一样。

    廖：新时期以来，小说所关心的主题在不断地变化着，近十年来，欲望似乎成了小说表达的重心，包括物欲与肉欲。在你的小说里却写了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纯粹到连小说里的“我”在偶尔看见喀秋莎的皮肤时都会心跳加速。你这样写一个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究竟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我相信爱情，相信欲望的升华，纯情或者柏拉图或者自律至少是寄托与移情也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性不是单向的只限于动物性的。我不是非欲望论，更不是禁欲主义者。只是在看到了某些小说日益妇科化或者配种站化、伟哥化与萎哥化的时候，我想提供另一种范式，一种与文明与道德与审美相联结而不是相悖谬的爱情故事。

    廖：就我个人的阅读印象来看，你的小说里最喜欢表达的主题是“青春”，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里也一样。“青春”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你的小说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表现“青春”呢？

    王：我的处女作是《青春万岁》，我开始写它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当然，此后迄今，我会常常回到青春和革命的主题，这有一种沧桑感。青春，革命，激情，沧桑和一种饱经世故的清明（不仅仅是精明，小头小脑的论者只看得见精明却看不见清明），这是我如今的写作色调。

    廖：小说里出现了很多的苏联歌曲，看得出你对这些歌曲都十分熟悉，你是不是很喜欢唱歌？

    王：是的，我喜欢唱歌，但在唱歌这个话题上，我早已过时了。现在的流行歌我几乎没有一个会唱。王蒙老矣，岂有他哉！

    廖：最后请问你一个普通的问题，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中，你比较欣赏的都有谁？

    王：谈不上多么喜欢自己的作品中的哪个，看已发表的作品更像是一棵树看自己的落叶，伤感与遗憾大大多于牛皮和自恋。我喜欢许多青年作家的东西，但他们中的某些个彼此不怎么相容相安相理解，以致由于我表示谁谁的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便影响了另一些确实也是颇优秀的作家对我的看法乃至友谊，似乎是“既喜瑜，何容亮”的不平。那么好吧，那就不一一说了，我祝大家都致力于自己写得更好但不必忙着贬斥旁人吧。其中在中国，好作家，大有希望的作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很少，能不能把希望变成实绩，则需要长期的潜心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