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名导演和一群明星搬上银幕的小说《混在北京》最近又重新包装出版了。

　　小说所关照的"混在北京"这一特殊而又日益庞大的群体，是永远不缺故事，也似乎是永远无法定义的。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黑马却将这一群体中的某个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准确地描摹了出来。准确到看了之后，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愿面对。

　　这部小说在改编的电影已公映数年后，上市一月内已悄然销售两万多册。可见，"混在北京"始终是被不少人所关注的题材。

　　在社会转型期，许多人的观念和许多行业的职能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惟有出版社，却陷入非妻非妾，不伦不类的境地。

　　此话怎讲？外边人不知道--说出版社是意识形态阵地吧，它无权发号施令，社内中层以下的领导干部实行的是"聘任制"，上不了仕途；说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吧，它没有财政拨款，还得上缴税金；说出版社是企业吧，它又不能按《公司法》创立、运作。总之，谁也说不清目前中国的出版业是什么性质。我曾企图弄明白，最终只得解嘲似地自言自语：一个受政府保护的行业，在艰难时养活了一批人，如此而已。至于理想中的出版机构该是什么样，我近年很少想它了，它爱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然而，读黑马的小说《混在北京》，又逼迫我反顾自己生存的环境：我长期供职于一家出版社，小说的背景也是一家出版社--"向导"。细读作品，一些熟悉的人与事就在眼前重现，仿佛又被魔鬼拽住下了一次地狱。

　　《混在北京》是"向导出版社"的故事。在北京的500多家出版社中，"向导" 的责任重大--颠倒过来，它起着"导向"作用。但看看在筒子楼里苟且偷生，在办公楼里尔虞我诈的"向导"工作人员，读者有理由怀疑"向导"将把他们导向何方？

　　小说写了两种环境：一种是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生活环境；一种是知识分子小群体的工作环境。

　　在前一种环境里，条件恶劣，没有隐私，像胡同里的市民一样，他们要养儿育女，离不开油盐酱醋。工作之余，这一群由上大学进入首都的外省青年人，既要维护体面的外表，又不能放弃普通人的生存需求，环境逼使他们陷入尴尬无奈的角落。筒子楼，是集体主义精神在建筑上的体现。它要求人的生活整齐划一，每一家进出必须走一条路，每一户灶台上的丰约多寡必须成为另一户的谈资，进出每家的男女必然成为其他男女展开想象的契机。在工作之余，筒子楼仍不让人安生，它的功能是延续办公楼的生活。

　　那么，《混在北京》的第二种环境又如何？答曰，更糟！一群搅和在同一时空的"受教育人口"，怀揣不同的心思在一个平面工作台上挣扎。与筒子楼里的区别是，他们的工作有冠冕堂皇的幌子，愈冠冕堂皇，愈可怜可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向导"这个名利场，既看不到英雄，也看不到群氓，只有一团灰色的影子在晃动，配着文野齐下的声音。

　　作家出于愤怒，采用反讽的笔法，行使着批判的职责。明眼人能看出，小说是外谐内庄，在嬉皮笑脸、调侃、贫嘴的热闹中蕴涵着英国古典文学的优雅。有趣的是，黑马是以研究劳伦斯取得硕士学位的，翻译出版过一批劳伦斯的小说、散文，是我国研究劳伦斯的青年学者。他左手翻译，右手创作，两手都不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