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

一九九九年六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依据幸存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手迹，出版了装帧设计十分考究、书品实属上乘的彩色影印十六开本《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其中上册收《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一百九十三封，下册收《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一百六十封，均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其中周作人书札的全部和俞平伯书札的绝大部分均写於二三十年代，属於劫后馀灰，因此，这些书札对於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价值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书前尚有二位作者的亲属合写的《序》，书后有出版社的《出版后记》。看得出这是一部经过精心策划、设计、编排、印制的书，印数只有六百八十册，肯定会受到藏书家的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出版后记》中说：「为编辑此书，我们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工作。……但囿於编者的识见及许多客观因素，其中一些书札的年代断定是否准确，还有待广大读者指正。」我想：这是很多著作后记中都有的谦词，事实上很多书都是无可挑剔的。此书恐怕也不例外。待通读全书后，笔者方知《出版后记》中的话是由衷的，书中确实存在年代断定不准确之处。如上册《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中的第三封信，便是月份推断错误的一例。原信录下：

平伯兄：

读《野有死麇》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即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麽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但是死鹿白茅究竟什麽意思，与这私情诗有什麽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能臆说，只是觉得旧说都不很对而已。匆匆，不尽。

作人白十八日

信末只署「十八日」，没有年月，正文中将其编排在了一九二五年春季，《序》文中也说周致俞「第三封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季十八日」所写。其实，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俞平伯谈《诗经·野有死麇》致顾颉刚的信写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同时还发表了胡适、顾颉刚讨论《野有死麇》的信，总题目为《〈野有死麇〉之讨论》。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显然是读了《语丝》周刊发表的《〈野有死麇〉之讨论》后所写，，这就是说周作人的信不可能写於春季，而是写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据粗略统计，在《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中，将一九二五年的信误编入一九二六年的，有四封；将一九二六年的信误编入一九二五年的，有两封。

另外，在《序》文的结尾处，引用了周作人为俞平伯装裱成册的《苦雨翁书札》第三册的题跋：「不知何年何月写了这些纸，平伯又要装裱成一册帐薄，随手涂抹，殃及装池，其可三乎。因新制六行书，平伯责令无可抵赖。但我想古槐书屋尺牍之整理，盖益不可缓矣。」查阅《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上册书末的周作人手迹，发现这段引文中有三处错误：「帐薄」手迹作「账簿」，「平伯责令无可抵赖」手迹作「平伯责令写一张裱入，亦旧债也，无可抵赖」，「盖益」手迹作「盖亦」。其中漏文之误实系节引，只在「平伯责令」和「无可抵赖」之间加个省略号即可。看来对这些细节的地方，责编也疏忽了。

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下册：《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中，年代断定不准确之处也不鲜见。如书末倒数第五封信，便是年代推断错误的一例。为叙述方便，也将原信录下：

知堂师：

许久未修笺候，春来维起居康宴。顷奉赐书，谈及《红楼》，如得晤对，欣慰欣慰。官板《石头记》殊未惬人望，诚如尊言。事实上且未规规矩矩照录程乙本，实用的亚东本而涂上一些程乙的色彩耳。做工作者为湖畔诗人汪静之，渠对北地言语风俗豪不了解，自属难怪，唯有些注本来不错的却改错了，未免说不下去。其说明中关於作者卒年及族籍采用「华宗」汝昌之说，亦系错误的。在《光明日报》明日始刊的「文学遗产」间周刊，平及所中敝同寅王佩璋女士均将有文论列，未知能邀鉴否。「旧时真本」《红楼》的系续书之一，决非原作。续阅微笔记殆非纪氏手书，所示甚是。汝昌君亦好奇之过耳。平前作《红楼梦辨》行世以来殊为寥落，惟闻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国博士功名，尚属有用。於五○年友人绍介改名「研究」出版后，忽销行至两万许，诚非始愿所及。其中论证强半陈旧，殊不敢以尘尊览。蒙

扰反愧甚。近作《红楼梦随笔》多则，即应《大公报》潘君之属。如他年汇成小册，当以呈正。匆覆，敬候

著安

学生平伯启上二月廿八日

这封写於「二月廿八日」的信，目录中将其编排在「一九五一年」，此信实写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理由有四点：其一，信中谈到汪静之整理校订的《红楼梦》一书，是一九五三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此为建国后的第一部官版《红楼梦》，俞平伯、启功等均曾应邀校阅此书。至於周作人能够见到此书，最早也得在一九五四年初了。其二，信中谈到「明日始刊」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双周刊上，将有俞平伯与王佩璋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我们知道：《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创刊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一九五四年刚好是平年，俞平伯的信写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次日即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始刊日，发表了俞平伯的论文《曹雪芹的卒年》。事实与信中所谈完全吻合。其三，信中谈到《红楼梦研究》出版后已销行二万馀册。《红楼梦研究》是一九五二年九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红楼梦研究》第六版出版，总印数已达二点五万册。由此可知，俞平伯的信不可能写於一九五一年。其四，信中还谈到近应香港《大公报》编辑、记者潘际约稿，作《红楼梦随笔》多则。此为一九五三年末的事情。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起，《红楼梦随笔》已开始在香港《大公报·新野》副刊连载。总之，信中所谈的每一件事情，都明确告诉我们：它是一九五四年的事情，而编者竟莫名其妙地把它编在了一九五一年内，岂不怪哉！

据分析，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信均称「岂明师」，自一九三二年底始改称「知堂师」。所以，如果在众多称呼「岂明师」的信中掺入一封称呼「知堂师」的信，往往就要考虑它的年代断定是否有误。如：第五十三至五十四页的一封称呼「知堂师」的信，本写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却被误排在一九二八年内，致使它被夹在数十封称呼「岂明师」的信中，孤立无援。相反，在众多称呼「知堂师」的信中掺入一封称呼「岂明师」的信，也同样有编排错误的可能。如：第二○三至二○四页的一封称呼「岂明师」的信，本为一九二六年的信，被误排在一九三六年内，致使它在众多称呼「知堂师」的信中，显得很孤单。据粗略统计，在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一百六十封书札中，存在年代断定、编排错误的有二三十封。至於「附注」中把周作人的笔名「启明、岂明」和冯文炳的笔名「废名」，都说成是他们的「字」，把废名与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归为「周作人主编的周刊」等注释之误，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印刷装帧如此精美、考究，价目如此昂贵的书，竟然出现那麽多不该出现的错误，做为资料书使用，它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只将它做为花瓶一样的小摆设，存之邺架，供人观赏，又让人觉得太可惜了。其实一部书的使用价值和观赏、珍藏价值就如同鱼和熊掌，本来是可以兼而得之的，之所以未能如愿，欠缺的只是「认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