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不久将对我国进行学术访问。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作家及其文学理念，日本文学研究学者许金龙先生日前专程前往东京，在大江先生的住所对他进行了专访。这是目前国内媒体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首次专访。

 

　　“文学今后很难出现特别繁荣的景象”

　　记者：大江先生，我给您带来了几本中国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这一册是1995年第一期，上面有您的作品专辑；这一册是今年第二期，登载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专辑。

　　大江：啊，君特·格拉斯先生！这次我在德国刚刚见了他。

　　记者：前不久，他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他是我的老朋友，很久以前，我们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次，也就是去年11月下旬吧，在我任教的柏林自由大学，我们一同出席了该大学授予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为名誉教授的仪式。大学当局要安排两位作家陪伴在拉什迪的两旁，于是就选上了我和刚才提到的格拉斯先生。在会场上，我和格拉斯分立在拉什迪的两旁，就像两个伴童一样。拉什迪在演讲中说，“假如会场里潜藏着霍梅尼派来的杀手，并向我们扔过来一枚手榴弹的话，我们三人可就全完了。所以，我们还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位小说家为好。那么，大江先生或是格拉斯先生，你们中的某一位最好移到别的座席上去。”（大笑）

　　记者：您这次去北京，我们打算请您去网站，与中国的网友在网上进行交流，您以为如何？

　　大江：我很乐意与中国的读者朋友在因特网上进行交流。不过，在中国，因特网的费用很高吧？普通市民有这个经济能力吗？自己家里也有能够上网的电脑吗？

　　记者：当然有，比如说，我家里就有，我身边的同事家里几乎都有。在中国，这已经没什么新鲜的了。

　　大江：可对于我来说却还很新鲜，我现在仍然在用笔写作，然后，再让我的女儿帮着输入电脑。

　　记者：您认为网络时代将会给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威胁到作家的传统地位？

　　大江：我从来都认为，作家没有必要占据显赫的位置，作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就价值而言，作家创作的作品大致等同于电影、电视和音乐等等。文学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也有不少问题是文学所无法解决的。我觉得文学本身今后很难出现特别繁荣的景象，但因特网却会越来越发达。如果因特网的发达能够促进文学的繁荣，我认为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发表作品、阅读作品，也可以打印出来后细细地品味。只是随着因特网的普及，来自政府的对文学作品的检查将会越来越困难。

 

　　“奥姆真理教使我开始思索日本人的灵魂”

　　记者：大江先生，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您本人和您的文学上来吧。我们都知道，战争结束后，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对您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您的《死者的奢华》、《饲育》和《人羊》等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影响。其后，大约是1963年吧，您的长子大江光诞生，那一年，您还参加了调查团，前往广岛调查原子弹爆炸后的种种惨状和后遗症，接着便在《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等诸多作品中，将大江光个人的不幸（大江光患有先天性脑疝气）与广岛遇难者的不幸联系起来，后来您又将广岛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联系起来，从而把您的关注转向人道主义，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当然，这其中也有您的恩师渡边一夫先生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影响。

　　大江：是的，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是一个在战争中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在战争期间接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认为天皇是神明，觉得对日本来说，侵略中国是件好事。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军国少年。战争结束后，我开始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那时我刚好10岁。在那以后的5至10年间，也就是我20岁以前的10年间，对我的一生极为重要。在这期间，我接受了欧美民主主义教育，开始反思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亚洲犯下的罪行。比如说，日本当年是如何侵略中国、在中国犯下哪些战争罪行等等，认识到自己必须成为新日本人，成为有别于那些侵略他国、杀人放火的日本人的新日本人。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法国文学，学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从我的老师渡边一夫先生那里。当时我的文学观是比较消极的，因为学生时代我学的是20世纪阴暗和悲观的文学。我把人际关系看得比较阴暗。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我对文学的态度，那就是大江光的出生以及我本人参观了广岛。这两件事使得我开始积极起来。在我20岁之后的10年间，我的文学观也随之出现了积极意义上的转变，也就是积极的文学和积极的人道主义。

　　记者：如果以1963年为界，将此前的作品归于早期作品，其后的作品视为中期作品的话，是否可以把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作品划为第三期作品呢？我们从这一时期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等作品中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除了文体上显而易见的变化外，觉得您似乎开始关注起社会异常现象和精神问题来了，比如对奥姆真理教问题的关注……

　　大江：我本人并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或者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本身，使得我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只不过从那时起，我确实开始思索日本人的灵魂、精神和信仰等问题。在这5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这些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说，日本出现的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错误的宗教运动，就说明了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日本人必须认真思考何为灵魂、何为精神，尤其是年轻人更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而我，则只是把这一切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而已，想探索一下这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科学和可行的。以上这些，就是你刚才提及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现的变化。

 

　　“鲁迅是20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作家”

　　记者：你对中国和中国作家有何看法？

　　大江：1960年我去过一趟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80年代初我又去了一次，都看到正在发行鲁迅先生新的全集，记得上面还印了鲁迅先生的手写体。我认为在20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100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

　　早在孩提时代，我记得母亲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学作品，我最初知道郁达夫这位作家，就是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的。那时，印度的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于是，我就问母亲，在那之后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她回答说，“唉，如果鲁迅先生能获奖，那就太好了。”可是鲁迅在泰戈尔获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鲁迅能够在非常短小的篇幅内，融入非常厚重的内涵和犀利的观点，这很了不起！

　　记者：在中国介绍外国文学，始于鲁迅先生。“阿Q”的“Q”，就多少带有一些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时髦与调侃。

　　大江：我同意你的看法。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中国作家身上，外国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

　　这位钱先生不仅是小说家，显然还是一位学者。除了文学以外，我觉得他对历史和欧洲的哲学思想也颇有研究。他的《围城》是一部极其出色的小说，描述了一群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苦恼。当时，中国正遭受着日本的侵略。小说中有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有一些新青年，当然，也有个别比较糟糕的青年……这群青年为躲避战火，逃难来到农村小镇上的一家旅馆。那是一家很有意思的旅馆，其建筑样式和内部结构都很奇特，钱先生写这些显得很有功力。

　　记者：外国文学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当代的中国作家，特别是莫言和余华等中青年作家在海外的介绍似乎还很不够，这就显得有些不平衡了。这次您去中国，将有机会与这些优秀作家直接进行交流。

　　大江：关于莫言，较之最近的一些新作，我认为他早期的作品更好一些，例如《红高粱》等作品。

　　记者：关于您将要参加的与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座谈会，您有什么看法？

　　大江：我经常前往欧洲和美国进行演讲和学术交流，却根本不知道中国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活动的，因此，我对中国作家很好奇。这次座谈会对我将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活动。在座谈会上，我想知道我的中国同行都在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他们如何看待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他们是如何继承传统的。比如说莫言，他在作品中就尽量体现传统。我觉得中国作家可以着重谈谈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中国文学，而我则着重谈谈世界文学之一环的日本文学。例如，鲁迅先生是中国作家，属于中国文学，但他也完全属于世界文学。在日本来说，安部公房算是世界文学，当然，我也多少拥有一些读者。我本人在日本文学传统之中接受了传统的影响，并且在这种状态下写了日本人的生活。也就是说，我想着重介绍一下日本作家是如何创造日本文学的，同时，我希望我的中国同行告诉我，他们又是怎样创造中国文学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中国作家是如何将自己的文学推向世界的，而日本作家又是怎样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

　　记者：非常好的设想和建议。

　　大江：较之日本文学，我认为中国文学更具有世界性，更应当被称之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确实自有其个性，她与自己的传统，一种非常博大、悠久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关于中国文学土壤的农村，无论鲁迅也好，茅盾也好，当然，莫言也是如此，他们都直接描绘了中国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然而在日本，农村文化已经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