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近日在北京露面。那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其新作“季节四部曲”举办会议的现场，他白衬衣，戴着眼镜，不说话时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看起来十分严肃。但他说起话来，就显得十分不严肃了，因为他刚说了几句话，拘谨的会场就笑作一团———人们面对的是谈笑风生、妙趣横生、笑料信手拈来的王蒙，是说话绝不缺盐少醋、绝不套话连篇的王蒙，是幽默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点到为止的王蒙，是有几分真诚几分偏执几分激进几分无奈的王蒙，当然他也带着几分江湖气，既经验丰富、挥洒自如，又“老奸巨猾”，熬成了人精。但无论如何，让人觉得不是面对一个“著名作家”的符号，而是真实的活灵活现的可以感知的作家王蒙。　

    我们在热情而单纯的年龄读过王蒙的《青春万岁》，我们的青春很容易被那句“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所感染和点燃。在我们不再单纯也几乎失却热情的年龄，读王蒙的这部跨世纪新作《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它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蒙说，他19岁写《青春万岁》的时候，状态像在写一首长诗。在写书后的一年时间里，他都可以把20万字的书稿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当然，他自嘲说，现在不行了，逐渐有了“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爱忘事儿了。　

王蒙的“季节”一共写了七八年，从90年代初，写到了90年代末。其内容的跨度相当大：从新中国解放，写到80年代。他承认这几乎是他的半自传体，其间经历大起大落，目睹风云变幻，笔触纵横恣肆，内心感慨万千。在《恋爱的季节》里，全国解放，天翻地覆。国家、民族、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生和光明，青年男女意气风发，那是个单纯的年代、梦想的年龄、恋爱的季节；在《踌躇的季节》里，时光走到60年代，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旋。轻信与热烈的年轻人、成熟与沉稳的中年人，随着整个文坛、整个社会而恢复了生机；“文革”年代，大棒打来，人们真诚地怀疑自己、出卖别人。降级、开除、下放劳动、家庭变故、人性扭曲、自我沉沦……人们处在《失态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热情的男女有痛惜的悲哀，也有情愿的折服。悲与喜，死与生，真与伪，辩护与解脱，赞叹与讽喻，怀念与超越，宽容与刻薄，难解难分地搅和在一起，成为一份历史的证词。王蒙说他在努力告诉人们一个他所知道的年代，和他所认为的真相。　

    王蒙说，这部书可以说是我的半自传体，我是这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力图“讲清楚”。我讲我所知道的，我是诚恳的。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悲哀、奋斗、思考、丢人、现眼、豪情、神圣、扭曲、扭曲中始终保持的自尊和节操，有情和无情，这是个整体性的展示。当然我也是怀旧的，当然也有嘲笑，在嘲笑中也有依恋，有探寻，有超越。我是一个受难者，其中不免有些把我认为好的神圣化，而把另一些人对立化，两极人物黑白化，但我还是力求写出真相。我写我所知道的生活。　

    王蒙说，这书中的观念也是人性的，是人性的证词。有些人是被扭曲了，但被扭曲中又不出大格，有自己的底线。如果在那个年代受过难的人，现在都互相指责，让对方忏悔，又跺脚、又哭闹、又互相推诿，那将是一场闹剧。　

    曾有人就此书批评王蒙说：长篇的“季节”不如中短篇的《活动变人形》好看。王蒙把这话当成奉承来听。因为他说，《活动变人形》也是我写的嘛。他解释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写短篇多舒服啊———什么精彩的结尾，什么戛然而止，什么隽永精致……有一次我遇见余华时谈到对长篇和短篇的看法。我说短篇是“我写它”，长篇是“它写我”。所谓“它写我”就是我被它所控制，牵着走。《活动变人形》我面对的是一口井，一条小溪，一条河流，而这“季节”我面对的是汪洋大海。　

    王蒙说他接下去还会再写二三部描述当代的作品，但也说，写性、酒吧、吸毒不是他的强项，那他打算从什么地方切入，描绘当代众生相呢？王蒙正色道，就写几个糟老头子吧，实在不行，也豁出命去写几个少女。没说完台下又已笑作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