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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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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穆 出版社: 三联书店 书号: 7108017202 - DCE10514 出版日期： 2002年8月 印数： 100000 装帧: 平 页数： 296 字数： 182000 定价: 16 元 |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国学大家，文史兼长，在这本谈中国文学的专著中，多从文化思想入手，注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本书收文三十余篇，上起古诗三百首，下及近代文学，有考订、有批语，各篇详略不同，也多个人体会和评判标准，但通读全书，能看出一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钱先生对各代各体各家高下得失的论述也自有见解。
内容摘要：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目录：
自序
再序
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史概观
中国散文
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
中国古代文学与神话
略论中国韵文起源
谈诗
诗与剧
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
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
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
略论中国文学中之音乐
漫谈新旧文学
品与味
欣赏与刺激
恋爱与恐怖
读书与游历
释诗言志
释《离骚》
略论《九歌》作者
略谈《湘君》《湘夫人》
为诽韩案鸣不平
韩柳交谊
读欧阳文忠公笔记
记唐文人干谒之风
记唐代文人之润笔
无师自通中国文言自修读本之编辑计划书
精彩节选：
诗有赋比兴三体。赋者直叙其事，把一事直直白白地写下，似乎不易就成为文学。惟赋体用韵文写，始较易成为文学的作品。古人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都属交。《论语》本系一部记言记事的书，记孔子之言行，属赋体而又用散文写出，照理应不属文学的。但《论语》中此类直叙其事的短章，亦有很富文学情味，实当归入文学者。例如：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章纯属赋体，无比兴，全文共二十八字，而回也二字重复了三次，贤哉二字重复两次，且又多出了人不堪其忧五字，像是虚设。本为赞颜子，何必涉及他人。此一章如用刘知几《史通》点烦法，则二十八字中应可圈去十一字，大可改为：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章正为多出了上举之十一字，便就富了文学性，此所谓咏叹淫泆，充分表达出孔子称赞颜回之一番内心情感来。人不堪其忧五字，正是称赞颜回的反衬，是一种加倍渲染。此章正为能多用复字复句，又从反面衬托，所以能表现得赞叹情味，十分充足。若在字句上力求削简，便不够表达出那一番赞叹的情味来。又如：
饭疏食，饮水，曲肢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此章也是直叙赋体，若在乐亦在其中矣一句上截住，便不算是文学作品了。但本章末尾，忽然加上一掉，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掉，便是运用比兴，犹如画龙点睛，使全章文气都飞动了。超乎象外，多好的神韵。因此此一章亦遂成为极佳的文学小品。
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路遇雪景，脱口唱道：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这是俗诌，不成诗，下面又没法接得下，但纪晓岚从旁接道：“飞入芦花皆不见。”这一句也成为画龙点睛，使上三句全都生动了，这就有了诗境和诗味，勉强也算得是诗了。此事固非实有，只是了解文字的人捏造来讥笑乾隆。但我们正可借来说明，一段文字，如何便不成为文学，如何便可被目为文学之所在。
再如：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此章既曲折，又沉着。孔子当时自己哭得很悲伤，但他不自知，要由学生在旁告诉提醒他。那是何等描述，真好极了。可见即是赋体直叙，也可成为好文学。往下“曰有恸乎”四字，问得更妙。孔子哭得悲伤，但孔子不自知，旁人提醒他，孔子还是模糊如在梦中，一片痴情，更见其悲伤之真挚。文学最高境界，在能表现人之内心情感，更贵能表达到细致深处。如是则人生即文学，文学即人生。二者融凝，成为文学中最上佳作。圣人性情修养到最高处，即是人生最高境界。如能描述圣人言行，到达真处，自然便不失为最高文学了。再往下“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一掉尾又好。孔子自知哭得过哀了，而还要自作解譬。说我不为他哭成这样，又将谁为呢？本章里所表现出的情感真是既深挚，又沉痛。《论语》记者能用曲折而沉着的笔法来传达，遂成文学上乘。若不沉着，便不悲痛。而愈曲折，则愈沉着。若我们要表达一种快乐心情，便不能用如此笔调。试把此章和贤哉回也章比读便知。
上述此章，真可说是中国散文小品中一篇极顶上乘的作品了。现在再举一例，普通不当作文学看，其实却是上好的文学。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此章记孔子之慨叹而兼幽默。愈幽默，则愈见其慨叹之深至。重要在临末无所取材四字。朱子解材字作裁字义，说子路修养不够，还须经剪裁。此注未免太过理学气味了。他说：“孔子并非真要乘桴浮海，只是慨叹吾道之不行，但子路认错了，以为孔子真要和他乘桴浮海去，听了孔子称赞他，喜欢不禁，实见他没有涵养，所以孔子说，由呀！你真好勇过了我，但你这一块材料还须好好剪裁一番呀！”这样说，也非说不通，只是违背了文理。作文必先有作意，但作意不能杂，只能把一项作意来作一篇文字的中心，如此写来便有了一条理路，此即所谓文理。清儒姚惜抱尝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作为衡量一切文章的标准。神是形而上，理是形而下，二者实是一事。此章既是一种慨叹，下文忽转成教训，短短几十字，就有了两种作意，两条理路，在文理上说就不对了。理路分歧，便引起了神情涣散，不凝敛。上面正在慨叹，下面忽发教训，慨叹既不深至，教训亦觉轻率，想孔子当时发言，亦不致如此。所以此处材字，只应解作材料意。孔子说：“你能和我一同乘桴浮海，那是好极了，但我们又从何处去取为桴之材呢？”此一问，只是诙谐语，语意极幽默。孔子此处本在慨叹吾道不行，而吾道不行，正为其无所凭借，不仅无所凭借以行道于斯世，即乘桴浮海亦须有凭借。但孔子说：“我们连此凭借也没有呀！”此末尾一句，乃从诙谐中更见其感慨之深重。本章文字，全不落笔在正面。初看若很沉隐，但越沉隐，却越显露。此是文学中之涵蓄，但涵蓄中要见出得更明显，不能晦，却要深，那是文章难处，亦是文章高处。
或者会疑及《论语》记者未必真有意在要写好文章，如我以上之所举，或可是一种曲解，否则也是偶然有合。这里我且再举一例，初看像于燥无味，决不是文学性的，而实对讲究文学有关：
子曰：“为命，稗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郑为当时小国，全靠子产长于外交而能获存在于晋楚两强之间。他们当时写一篇外交辞命，亦要由四个人合力来完成。先草创，后讨论，又次修饰，最后则有润色。其实写任何一段文字，亦应有此四过程。先把作意写出来，是草创。在作意上有问题，须讨论。经过这两步工夫，那文章的实质方面，便大致完成了，于是再有修饰和润色工夫。惟此所谓修饰和润色的两番工夫，究如何分别呢？我今且只就这一章本文来试为此两项工夫作解释。
这章凡列四人，即稗谌、世叔、子羽和子产。为何在子羽一人之上独要加写“行人”这一官衔呢？正因子羽是郑之使官，负责传达外交使命的正是他，所以在四人中特别为他加了行人二字。就作文的技巧上说，特加此一官衔，这就是一种修饰了。得此一番修饰，可见郑国当时，即非行人之官，也参加作辞命，那是子产在外交上之审慎处。而且行人之官所参预的，只是辞命中之修饰一项，更见子产安排之妥当。
再下面说到子产，如果在他上面不再加以一种称谓，就觉行列不整。就文采文气言，皆有缺。等如四个人在街上走路，中间第三人单独戴着一帽子，其余三人都不戴，就显得这行列不调和，不好看。如果那戴着帽的是第一位或第四位，也勉强过得去，现在偏是第三人戴着帽，于是就得让第四位也戴上一顶来作陪衬，那才比称得较像样，所以本章在子产头上也得戴一帽。可是什么帽才好呢？若亦用官职，又觉不妥当。因本章只是子羽一人官职有关，其余三人不必举官职，若子产也加上了官职，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像因他是执政者，因而特地加上了官衔。记者存心要避免这一层，于是经过一番斟酌，而改称为东里子产了。此等于戴上了一假帽，就全章文字看，就整齐了。其实这东里二字，就文章本质论，本是可有可无的，亦可说是并无意义的。今特为增出此二字，这就是文章的润色之工了。润色与修饰之分别，于此亦可见。在孔子说话时，断然是只说子产便得，决不会说东里子产的。这正可见《论语》记者写出此章时，是下了文字上之润色工夫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孔子弟子，及孔门后学，必然都极看重文学修养。故今传《论语》，纵不能说其全是文学的，但至少也不是非文学的，更不是不文学的了。